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挣扎与弥补: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
作者:何晓红    来自:中国青年研究    浏览:1683次    时间:2010年12月1日
 

  要: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,主要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制度障碍的影响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、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及社会大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。因此必须从思想层面、制度层面、改进服务形式方面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诸方面出发,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足,进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探索。

关键词:新生代农民工;精神生活;关怀体系

人的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特定方式,它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精神成果的占有和内化状况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,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,还应更加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、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,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所在。新生代农民工,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,2010年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,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%的80后、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。但是,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同时,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及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问题也日益凸显。2010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“N连跳”员工自杀事件,引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。因此,必须采取切实措施,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。

一、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分析

    1.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的影响

    制度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,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。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,则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;相反,则制约经济的发展。长期以来,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,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“手铐”、“铁镣”,使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“死湖”。

从户籍制度障碍方面看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,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人口迁徙的功能日益削弱,然而农民工到城市后仍然受到“名存实亡”的户籍制度等的制约。长期以来,我国户籍管理依据的一直是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户口登记条例》,将公民户口严格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,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,其核心恰恰是对公民迁徙自由权的限制。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现状表现在,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,他们虽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但长期以来却无情地被社会保障制度拒之于门外。

从社会组织障碍看。目前,我国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是封闭的,农民工被各种组织排斥在外,成为一个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。由于农民工不是城市居民身份,他们就没有资格在城市组建组织;而城市居民之所以能参加组织,是因为他们大多以单位作为基础。我国整个组织体系是通过单位实现的,没有单位的人基本上不能组建民间组织,国家规定民间组织是要挂靠在正式单位那里,否则是得不到批准的。目前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组织角色缺位,在农业人口流入的城市缺乏培育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群众组织,面向农民工的各类组织(包括民间组织)发展迟缓,因此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遇到诸多障碍,表现为就业机会、职业培训、社会保障、收入分配和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不平等,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。而其业余生活也基本上处于真空地带,没有纳入各种组织的规划之中,其精神生活相当贫乏。

    2.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

    费孝通在《生育制度》中曾指出:“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,时常会发现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:一个是理想的自我,一个是现实的“自我”1。“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时,他会感觉到懊丧,甚至严重些,对自己失去信心,终于把理想一步一步排挤出去”[2]

   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,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、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,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感在减弱,甚至持批评态度,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;同时他们具有更多地融入城市的冲动,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,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,但他们的根仍在农村,因此矛盾心理异常突出。面对城市化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,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,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,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,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,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: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、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、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,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。

    从社会地位上讲,他们属于农民工而非城市市民,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,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视的环境里;从生活方式和环境来看,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,拥有“城市梦”却苦于没机会实现,扩张的欲望和干瘪的钱袋形成了严重矛盾。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父辈有了很大提高,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,接受劳动技能的教育较少,劳动素养偏低,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十分突出,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。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,新型产业需要具有相对高知识的产业工人,新生代农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,将很难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,也无法适应新的劳动岗位提出的要求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,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,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,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,因此农民工的技术素质和人文素质亟待提高。

    3.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

    2010年5月18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九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,呼吁各方携手,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。九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、社区公民。他们在倡议书中提到:“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,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、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。…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,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……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”[3]。过去30年,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“世界工厂”,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。但与此同时,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。在富士康厂区,“魔鬼藏在细节里”的标语随处可见。时问管理精确到秒、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、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,在这个管理理念下,员工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个“零件”,时刻保证与庞大的机器高效运转。从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看,我们的企业在人文关怀和企业文化方面存在诸多误区。

    4.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

    目前,政府、非政府民间组织、企业雇主以及各种社会主流媒体,对于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关注都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。以媒体为例,晚报、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,却从未听说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专门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,有关农民工的栏目也比较少见。“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千家,开办对农(农村、农业、农民、农民工)栏目的只有1%,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%”[4]。显而易见,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,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,而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急需的、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信息、生活信息、知识信息以及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。根据统计,深圳外来劳动者约占深圳总人口的6成,外来人口中8成是农民工。他们普遍收入低、工作时间长、心理压力大。来自医务人员的调研表明,农民工存在心理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,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不太乐观,主要表现在焦虑感明显、容易恐惧、身体容易疲倦、精神不振等,而在人际关系、抑郁、偏执等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。长期以来,深圳外来务工群体对心理健康知识需求较大,然而却一直未得到满足。“根据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调研结果,其中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咨询的比例为41.9%,然而以前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仅占2.4%,这表明他们有很大的需求,但是心理健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”[5]

    二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对策建议

    近年来,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急剧凸显,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。

    1.倡导人文关怀,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奠定思想基础

    马克思主义认为:“真正的人=思维着的精神”[6]。人的精神性存在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在,关注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就是从根本上关注人,关注人的发展问题。人首先要物质生活,但是这不是现代社会人的要求,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,主要是为了挣钱,但同时他们还要享受现代都市的精神文明。可是我们一般只关注农民工的工钱和物质待遇,而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,忽视了他们在紧张和劳累的工作后的心灵孤独,精神空虚,甚至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存在的人,以为社会这么重视他们的工钱,就是关心他们权益的全部,而忘记他们的另一半——精神生活,而这正是支撑他们顽强地劳累下去的精神支柱。

    人应该有精神生活,并且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,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,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;人是社会的人,人与人之间真诚沟通,进行情感交流,遵循道德准则,是人性的内在需求。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总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来体现,人的精神利益、精神需求长期被物质利益掩盖或替代,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的生活是极端痛苦的,是根本无幸福可言的。一个社会的文明不仅是物质和经济财富的积累,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积累,没有物质财富,人们可以生产出来,但若没有精神财富的积累,人类的生产能力就将大打折扣。因此,必须大力倡导人文关怀,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关注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重要性。

    2.消除制度阻隔,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提供制度保障

邓小平认为,“制度是决定因素”[7]。应逐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在城市就业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,从制度上、立法上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保障。

一是改革户籍制度,还农民工国民待遇。差别户籍制度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,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最大阻碍,打破城乡分割,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,也就成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第一要务,要纠正原有一切错误的认识,以公平为原则,充分相信农民的理性,相信市场的力量,断然取消差别户籍制度,建立平等的身份制度。

    二是改革就业制度,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。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、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,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。将农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,取消各种就业准入制度,拆除对本地劳动力就业采取保护的“壁垒”,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、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,实行劳动力凭学历、技能竞争就业,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,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。

    三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,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权益。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待遇,这要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认知、经济发展的程度、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承受能力、体制转换的进程等等,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过程。因此,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量力而行,积极稳妥地采取相应的推进策略。

    四是改革土地制度,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。改革农村土地制度,使农民工安心地转变为市民,在城市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休闲文化娱乐设施的机会。

    3.改进服务形式,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创造基本条件

    开展救助和维权服务,各级劳动保障部门、工会、团委等组织,应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救助机构,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;在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时,提供免费的法律诉讼服务。使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能及时得到解决,权益能得到维护。笔者建议,应采取相应措施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,如让流动图书馆、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;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;要积极扶持农民工文化团体,由社区群艺馆组织成立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,从打工者中招聘艺术人才,自编、自演,不仅丰富打工者业余生活,还培养人才;由文体局和科技局联合开设“打工者图书馆”,由社区负责在各大工地建立“农民工夜校”,农民工在夜校里接受法律普及、技术培训、文化补习、定期进行电脑知识讲座等;各级文化馆成立“民工影院”,培训民工电影放映小分队,不定期地为工地上的农民工放映电影,在民工生活区设置电视等等。这些不仅让农民工得了实惠,也提高了企业劳动及工程的质量。

另外,企业文化中除了刚性的要求外,还必须体现积极向上、乐观生活的特点。而且需要管理者做出表率,引导这种企业文化从理念到实践。军事化管理不一定是错误,最大的问题是使员工丧失希望。在积极乐观、充满希望的企业文化氛围里,一个人很难选择绝望的自杀行为。企业绩效导向上也需要综合考虑员工的发展,引导员工积极工作和乐观生活。

    4.提升主体素质,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增添素质动力

    目前企业85%以上是80后、90后新生代农民工,他们有着显著不同于父辈的精神诉求,特别是刚进城务工的青年人,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“心理隔断期”,容易出现情绪波动。对于2010年富士康 “N连跳”的员工自杀现象的分析,脆弱的“心理隔断期”乃是“N连跳”的一个诱因。《南方周末》记者通过对富士康的暗访后写道:“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,发工资的日子。这一天,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,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。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。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,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”[8]

    由此可以看出,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特点,他们的问题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突出。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求生存,经济利益是主要问题,那么,新一代农民工还要求发展,有很多社会和精神问题。提升农民工的主体素质,因为农民工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,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,更需要他们的思想观念、社会文化发生转换,农民工只有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,才能真正融入工人阶级队伍,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。“所谓教育农民,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,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,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,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,克服落后的、保守的小农意识” [9]。因此,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,使农民工逐步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和道德水准。

    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,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现代观念、文明准则、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,逐步引导新市民破除封闭保守、急功近利、小富即安、随心所欲、自由散漫的小农思想和意识,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,树立和不断增强自立意识、竞争意识、效率意识、规则意识、卫生意识、生态意识、民主法制意识和合作精神、开拓创新精神,学会和善于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、竞争与协作等关系。同时,要加强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,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精神,把中华传统美德、世界先进道德不断注入广大新市民的头脑中去,使他们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道德水准不断跟上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。

    要加大力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,增强他们的就业技能和生活技能,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,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,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,而不是对生活随波逐流,对疾苦麻木不仁。农民工自身也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提供的有利条件,努力学习,自尊、自爱、自强,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,提高自主解决自身精神生活困境的能力。

    江泽民指出: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“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,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”[10]。“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,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”,  “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,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”,“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,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” [11]。农民工作为当今社会最应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。80后、90后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的60%,而且每年还在增加,他们是一支庞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,是中国城乡建设的主力军,也是城乡文明传播的桥梁,这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兴衰成败的队伍。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关怀体系,不但是用工单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统筹城乡发展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。■

 

[本文是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“社会工作介入返乡农民工问题的应用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(项目号:09YJA840034),并受襄樊学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。]

何晓红:襄樊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教授

 

参考文献:

[1][2]费孝通.世代间的隔膜,乡土中国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.356357

[3]金丹.“让农二代”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[N].中国青年报,2010-05-21

[4]孙覆海.用爱心为农民工构筑美好未来——兼论新闻媒体的作用和责任[J].新闻三味,2007(9)28

[5]高靖,龙锟,王纳.富士康管理也“钓鱼”?[N].广州日报,2010-05-13

[6]马克思,恩格斯.德意志意识形态(1845年秋~18465)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3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60.56

[7]邓小平文选(2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4.308

[8]刘志毅.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——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[N].南方周末,2010-05-12

[9]袁银传.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[M].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0.237

[10]江泽民.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(专题摘编)[M].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2.391

[11]江泽民.论“三个代表”[M].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1.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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